来源时间为：2023-02-20
摘要：北魏建国后，为了统治的需要，在京城设置了太仓，在地方则设置了州、军镇、郡仓廪。这些仓廪所储备的粮食，可以保证国家需要的俸禄（俸禄制实行后）、赏赐、军队和赈济用粮。北魏太仓和地方州、军镇、郡仓廪储备的粮食主要来自田租的征收，还可通过“和籴”之法，即官营粮食买卖而获得。北魏对仓廪粮食储备实行了较严格的管理措施，为此而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职官掌管国家仓廪事务。其中，京城太仓由尚书省所属的太仓尚书（仓部尚书）和大司农所属的太仓令实行双重管理；地方州仓廪则由刺史军府僚佐官仓曹参军管理；而郡仓廪开始应系由仓曹史管理，至北魏后期似将这一职官并入了功曹史。关键词：北魏；国家仓廪；仓储粮食；征集；管理
北魏在京城与地方均设置了仓廪，以此储备粮食，作为官俸、赏赐、军事和赈济用粮的保证。因此，对于北魏国家仓廪设置的诸问题，很有必要做深入的研究。可是，由于受史料缺乏的限制，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北魏国家仓廪的设置、国家仓廪储备粮食的征集以及国家仓廪管理问题作一考证。
一、国家仓廪的设置
北魏为其统治稳定之需要，非常重视粮食储备。应该说，拓跋鲜卑统治者已深谙中原汉族传统的“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的重要性。因此，北魏将设置仓廪、储备粮食作为治国的头等要务之一。实际上，北魏建国之后即在京城和地方相继修建仓廪。这些仓廪以其分布地点之不同，可分为京城仓与地方仓两大类。
（一）京城太仓设置
北魏定都平城后，京城太仓即开始设置。《魏书·安同传》：“（安屈）太宗时，典太仓事。”这是历史文献中关于北魏出现太仓设置的最早记载。明元帝时，国家设置的太仓应与中原王朝的做法相同，都是设在京城的仓廪。正如《晋书·武帝纪》所言，于洛阳“起太仓于城东，常平仓于东西市”。很明显，北魏在京城设置太仓是仿照西晋的做法。尽管《魏书》记载，明元帝时，京城设有太仓，但太仓并非在这一时期才开始设置。《魏书·食货志》：“（道武帝）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是时戎车不息，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据此可见，北魏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下同）后，就将土地分为畿内、畿外之田，并实行“计口授田”，推行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措施。但值得注意的是，道武帝采取了“匹中八十余斛”的做法，即每头牛核上“八十余斛”，此实则正是上缴田租的数量。然而，尽管国家仓廪能够储备征集到粮食，却很难完全保障军事行动的需要。这说明，北魏为了满足军队对粮食的需求而在首都平城设置仓廪，当是不争的事实。《魏书·官氏志》：“皇始元年，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职则刺史、太守、令长已下有未备者，随而置之。”由此可以推断，道武帝至迟在皇始元年（396年）已在平城设置仓廪，且仿照西晋将所设仓廪称为太仓。由此来看，明元帝在平城所设太仓不过沿续了道武帝已经实行的做法。
北魏前期，国家在平城设置的太仓一直都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例如，明元帝时，安屈“典太仓事”；文成帝时，李䜣“复为太仓尚书，摄南部事”；孝文帝太和二年（478年），严雅玉任“太仓令”。这些事例说明，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太仓一直是设在平城的重要仓廪。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令“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北魏迁都洛阳后，随即又设置了新的太仓。因此，《洛阳伽蓝记·城内》称：“今太仓在东阳门内。”北魏设于洛阳的太仓又称“京仓”。例如，宣武帝延昌年间，因洛阳地区受灾，杜纂“监京仓赈给民廪”。可见，北魏国家在洛阳修建的太仓系重要的仓廪。《魏书·宣武帝纪》：“（延昌元年）诏出太仓粟五十万石以赈京师及州郡饥民。”由洛阳太仓可以支出50万石粮食的情况来看，可知太仓已储备了相当数量的粮食，故其规模之大，毋庸置疑。
（二）地方州、军镇、郡仓廪设置
北魏建国后，一直于州、军镇中设置仓廪。《魏书·薛安都传》：“景明初，豫州大饥，真度表曰：‘去岁不收，饥馑十五；今又灾雪三尺，民人萎馁，无以济之。臣辄日别出州仓米五十斛为粥，救其甚者。’”薛真度上表提到的州仓，就是设在州中的仓廪。当然，北魏国家设置州仓廪的同时也在军镇设置仓廪。正如《魏书·官氏志》称：“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也就是说，军镇仓廪与州仓廪，并无太大的差别。正因如此，《魏书》记载，北魏地方赈济灾民，多将州、镇并称。例如，文成帝兴安三年（454年），“以州镇五蝗，民饥，使使者开仓以赈之。”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诏以州镇十三民饥，开仓赈恤”。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北魏为了使州刺史、军镇都大将有利于管理所设仓廪，一般都与他们施政的地方结合在一起。《魏书·裴延儁传》：“以（裴）良为汾州刺史，加辅国将军，行台如故。都督高防来援，复败于百里侯。先是官粟贷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乱。至是城民大饥，人相食。贼知仓库空虚，攻围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饥窘，因与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由此可以看出，州所设的仓廪一般都在州刺史的治所。军镇仓廪的设置情况，应与州的设置没有多少差别。
北魏建国后，统治地域逐渐扩大，其设置的州、军镇仓廪也随着统治地域范围的扩大而在数量上不断增加。《魏书·明元帝纪》：“（泰常三年）诏诸州调民租，户五十石，积于定、相、冀三州。”明元帝采取此种做法，说明北魏控制的一些州尚无稳定的仓廪设置，故而只能将征收的田租运至有稳定仓廪设置的定、相、冀三州储藏。由此可见，至明元帝时，地方仓廪的设置在各地是不平衡的，所以才会出现上述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明元帝时，北魏控制的地域只是道武帝原来所占云中、平城、山西、河北，并在与刘宋争夺河南地时又新占领一些地方。可是，控制的地区虽略有扩大，新占领州的数量却并不多，如此也就限制了其州仓廪的增加。
然而，至太武帝时期，北魏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在献文帝时，其版图又进一步扩大。正如清人吴廷燮所言：“太武平夏，雍、秦斯奠。冯氏沮渠，相继夷灭，营、平、凉、沙，均入版图。天安之代，宋之五州，偕来归附，厥境逾淮。”因此，随着北魏版图的扩大和州、军镇建设的完善，各地州、军镇都普遍设置仓廪。《魏书·文成帝纪》：“（和平五年）二月，诏以州镇十四去岁虫、水，开仓赈恤。”《魏书·献文帝纪》：“（天安元年）是岁，州镇十一旱，民饥，开仓赈恤。”这些记载透露出，在太武帝之后，北魏各州、军镇都有固定仓廪的设置。而随着州、军镇仓廪设置的固定化与普遍化，这些仓廪也就成为国家赈灾用粮的重要来源。《魏书·文成帝纪》载太安五年（459年）诏：“朕承洪业，统御群有，思恢政化，以济兆民。故薄赋敛以实其财，轻徭役以纾其力，欲令百姓修业，人不匮乏。而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偏遇灾旱，年谷不收。其遣开仓廪以赈之。”文成帝的诏书表明，在这一时期，国家救助地方灾民，州、军镇仓廪储备的粮食已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不过，至孝文帝时，北魏开始实行“改镇为州”的措施。《魏书·南安王桢传》：“高祖时，拜外都大官，又出为持节、都督河西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凉州镇都大将。改镇立州，以鸾为凉州刺史。……后朝于京师。会车驾南讨，领镇军将军。定都洛阳，高祖幸邺，诏鸾留守。”这一记载说明，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就已采取了“改镇为州”的做法。当然，孝文帝采取的这种做法是逐步推广的，故在宣武帝、孝明帝时依然有“改镇为州”的举措。例如，宣武帝时，傅竖眼“攻武兴，克之，执绍先送于京师。遂灭其国，以为武兴镇，复改镇为东益州”。孝明帝时，李崇“乃上表求改镇为州，罢削旧贯”。由于北魏实行这种将军镇改为行政州的做法，所以原来的军镇仓廪也就要改为州仓廪。然而，北魏虽采取“改镇为州”的措施，但仍继续保留了一部分军镇，尤其是在北方边地。《魏书·宣武帝纪》：“（延昌二年）以六镇大饥，开仓赈赡。”很显然，北边六镇还继续设置仓廪，以作为储备粮食之用。
在北魏地方设置的仓廪中，还有郡仓。《魏书·薛安都传》载宣武帝诏令：“（薛）真度所表，甚有忧济百姓之意，宜在拯恤。陈郡储粟虽复不多，亦可分赡。”据此诏令可知，在陈郡就设置了仓廪，储备粮食。实际上，北魏国家在郡中设置仓廪，很早就开始实行。《魏书·道武帝纪》：皇始二年（397年），道武帝“以军粮未断，乃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元仪罢邺围，徙屯巨鹿，积租杨城”。《魏书·道武帝纪》：天兴四年（401年），道武帝“闻姚兴将寇边，庚寅，大简舆徒，诏并州诸军积谷于平阳之乾壁”。道武帝在杨城、乾壁所设仓廪，分属巨鹿郡、平阳郡。尽管这两个仓廪储备粮食的来源略有差别，但这些仓廪都是设于郡中的。这说明，在北魏建国不久，道武帝就开始在控制的郡中设置仓廪，以此保证军粮的供应。
实际上，道武帝在郡中设置仓廪，主要与储备田租有很大关系。《魏书·道武帝纪》：“（皇始二年）慕容宝遣其左卫将军慕容腾寇博陵，杀中山太守及高阳诸县令长，抄掠租运。”这就是说，在道武帝建国后，已经开始征收田租。从道武帝统治情况来看，国家征收的田租，应该一部分由京城太仓储备；而另一部分，则需要在地方另建粮仓加以储藏。可是，在地方设置粮仓往往会受到控制地区范围的影响。可以说，道武帝时所控制的地区还是比较狭小的，当时只有云中、平城、山西、河北之地。而实际可以控制的完整州，只有幽、冀、并州，后来又分置相、定州。在其余的地方，也只有依靠郡来实行统治。由北魏在这一时期的州、郡设置情况所决定，道武帝设置地方的仓廪就只能适应这种状况。《魏书·道武帝纪》：“（天兴二年）八月，遣太尉穆崇率骑六千往赴之。增启京师十二门，作西武库。除州郡民租赋之半。”可见，在道武帝实行减少租赋的做法中，是将州、郡并提的。这说明，当时州、郡都可以征收田租。由此来看，负责征收田租的各州、郡，为减少转运的负担，也就需要在刺史、太守管辖之地设置仓廪。
实际上，自道武帝开始设置郡仓廪后，也就形成了各地方重要的粮食储备处所。《魏书·孝文帝纪上》：“（太和十一年）诏以肆州之雁门及代郡民饥，开仓赈恤。”由此可以看出，雁门郡、代郡储备的粮食能够保证救济当地的灾民。《魏书·孝文帝纪上》：“（太和元年）诏以州郡八水旱蝗，民饥，开仓赈恤。”《魏书·宣武帝纪》：“（延昌元年）州郡十一大水，诏开仓赈恤。”上述记载中均是将州、郡并提，显然在救济当地灾民时北魏王朝使郡仓廪与州仓廪一样，都需要提供救灾急需的粮食。可以说，二者未有区别。
当然，仍需提及的是，北魏王朝为了更有利于粮食储备和减少转运负担，因而使一些地方仓廪不只在州、军镇、郡治所设置。最明显的是，北魏后期，在设置仓廪的做法上出现了一些变动。《魏书·食货志》：“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亦即，国家的一些仓廪可以在漕运的要道设置。很明显，这些仓廪应该是北魏设置的固定仓廪。然而，由于这些仓廪只设置于漕运要道，难以广泛，也就使得设置数量受到一定限制。
（三）适应军事行动需要而临时设置的仓廪
北魏国家仓廪储备的粮食，一部分是要作为军队征战和驻戍的后勤保证。可是，由于军队作战具有机动性，因而保证军粮供应的仓廪也就要依据军事活动的情况而设置。然而，从军队行动来看，可以分为屯兵驻守和运动作战等不同情况，所以这些提供军粮之需的仓廪设置也就不尽相同。
从军事镇戍来看，北魏一般在军队驻屯地附近多有仓廪设置。例如，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刁雍建议：“今求造城储谷，置兵备守。”又如，拓跋晃“朝于行宫，遂从北讨。至于受降城，不见蠕蠕，因积粮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