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着午后和煦的阳光，泡在宿舍区图书室里看小说，听音乐。这是18岁的河南姑娘霍慧勤打工期间最幸福的瞬间，她很知足，“一周至少可以休息一天，不错。”
霍慧勤在江苏太仓一家电子公司做手机主板测试员，每天从下午6点干到夜里12点，有时加班到凌晨两点，有时倒班。算上加班费，她每月能拿到两三千元的税后收入。
太仓的打工生涯与霍慧勤以往的想象有太多的不同，“原来以为到这里就是天天干活、挣钱，这里消费高，哪能舍得花钱去娱乐”。
太仓给她的打工生活平添了幸福的底色：打工之余不仅有得玩儿，而且能存下将近四分之三的收入。公司包吃、包住，在不多的休息时间里，她可以去宿舍区的溜冰场溜冰、去篮球场打球、去乒乓球室打乒乓球、去图书室看小说，除了溜冰需要花上3元钱，其他全都不花钱。
所有的娱乐服务几乎都由宿舍区团组织免费或者廉价提供，很多工友至今仍记得霍慧勤在团组织举办的元旦晚会上跳的那支“兔子舞”。
据悉，太仓现有外来人口43.6万人，与太仓本地人口数量基本持平，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约30万人。霍慧勤所居住的太仓外来务工人员集宿区共有40多家企业的近6000名打工者入住，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近5000人。
从“打酱油”到炫酷舞台
40余家企业近5000名打工青年这在团太仓市委书记潘井亚眼中无疑是个大“富矿”。“常说要找到青年、为青年服务，现在那么多打工青年摆在面前，怎么为他们服务？”怎样才能联系上这一庞大的青年群体，继而为这一群体服务，成为摆在太仓团组织面前的一大难题。
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太仓港经济开发区内的企业，并建议对方成立企业团组织。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经济开发区内大部分企业为外商独资和台资企业，只有工会，没有党团组织。最常见的情况是，团市委工作人员一通电话打过去，对方会“考虑考虑”，之后就没了下文。
一个比较高效的方案是，在集宿区建立团工委，选拔志愿者担任团工委工作人员。这样既避免了频繁去这些企业“打酱油”，又能迅速找到并聚拢务工青年。
团工委书记、委员的选拔过程可谓严苛，20多个报名者中只取3人，先是一轮公开演讲，再来一波开放式小组讨论，来自教育局、企业、团组织等各单位部门的评委坐成一排，轮番提问。
太仓市时思小学的美术老师、大队辅导员龚静菊是看到青年网上的招聘广告来参加竞聘的，“主要想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生活。”她现在是集宿区团工委的组织委员，负责撰写活动策划，联系广告公司装订策划书和海报。
小小的团工委“配置”齐全，除了小学老师龚静菊，书记张皓是当地的大学生村官，负责统筹和拉赞助；生活委员孙红霞是集宿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河南南阳人，本身就住在集宿区内，负责联系、通知青年人参加各种活动。
每一栋宿舍楼就是一个团总支，每一层楼面就是一个团支部。
外企员工生活一区2号楼团总支所在的楼面，是孙红霞和五六百名打工青年的宿舍。对于这些每天工作时间在10小时至12小时之间的打工者而言，他们参加团组织活动的积极性算不上很高，但也不低。
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卡拉OK大赛，仅2号楼就有44人报名。篮球赛也颇受欢迎，最多的一次有10支队伍40人参赛，还吸引了上百人观赛。
小霍是最热衷于给篮球赛、街舞赛捧场的“90后”打工妹，只要有时间，每场比赛必到，“特别酷，特别炫”。
“零门槛”团支书的幸福之道
有的人通过参加娱乐活动找到了打工生涯难得的“幸福”瞬间，而有的人则凭借组织活动、张罗报名的热心劲儿，找到了打工生涯中的另一种“幸福”升职。
车载CD机生产线操作员、23岁的罗金杰至今仍不清楚自己为啥被提拔上“副线”岗位，“可能是我工作时间长了？”
“副线”是指某条特定生产线上的小组长，三四条生产线上的小组长被称为“线长”。罗金杰所在的公司有2000多名一线操作工，其中能当上“副线”的只有100多人，“线长”只有30多人。
当上“副线”后，罗金杰能管上一条生产线上的10余名操作工。其实这对她来说根本就是“小CASE”，她在宿舍里，是2楼的楼层团支书，能“管”上26间宿舍的100多号人，“不能说每个人都认识，但都脸熟，每间宿舍至少都有一两个和我认识的人。”
一切都要从一封朴实的自荐信说起。那时集宿区团工委刚刚成立，向每一名居住在集宿区的打工青年发出了邀请人人可以自荐担任楼层团支部书记。几个团工委委员在宿舍区、企业门口四处张贴海报招募人才。
罗金杰心动了，“如果除了工作就是睡觉，实在太无聊了。”她过去从没跟团组织沾上过边，总觉得自己“不先进”。如今面对“零门槛”当团支书的机会，她不想错过。
“我是一个特别外向，特别喜欢参加文艺活动，特别喜欢跟别人一起玩的人。”三个“特别”是罗金杰这封自荐信的“重头戏”，明确表达了她强烈的与人交往的意愿，再加上与楼宇团总支书记的“老乡情”，她便当上了团支书。
此后，她隔三差五地就去各个宿舍聊天儿，了解大伙儿喜欢哪些活动；每次搞活动，她都尽力做好人员组织工作，一间一间宿舍去宣传、推介；大型活动缺人手布置现场，她也一定抽空去帮忙。
被上司注意并提拔，与罗金杰在团支部的表现关系密切。直接提拔她的顶头上司、太仓阿尔派电子公司完成品制造部部长刘嘉明第一次听说“罗金杰”的名字，是在一次与集宿区团工委书记张皓的谈话中。
那天张皓来找刘嘉明拉赞助，言谈间，向他介绍了公司员工宿舍团支部的情况，“第一次知道公司员工业余时间还能参加这些活动。”刘嘉明本身就是从江苏徐州到太仓务工的年轻人，他深知“生活幸福指数”对降低企业员工、尤其是熟练工流失率的重要作用。
那一次，阿尔派给集宿区团工委提供了6000元赞助费，不挂名、不打广告，只是多申请了一些本公司员工的参加名额。也正是那一次，刘嘉明注意到了那个在生产线上老老实实干活、平时根本不可能引起他注意的“好苗子”罗金杰，“协调能力不错，会处理人际关系。”
这才有了最近一次的提拔，如今，罗金杰的底薪从每月1200元涨到了1500元，算上奖金和加班费，她每月能挣到2000多元。
维权、学习、赚钱“三不误”，苦中也带甜
对于大多数打工青年而言，学习、培训活动的吸引力远不如娱乐活动来得大。图书室里也就二三十个人在看书，电脑培训只有二三十人参加，法律知识讲座更是得靠团支书们花大力气动员才有人参加。
但仍有这样一批年轻的打工者，他们在工厂里干着乏味的体力活的同时，逼着自己学文化、懂技能，他们把对未来事业的憧憬当做枯燥打工生涯里最大的“幸福”。
这天，外企员工二区6号楼的“积极分子”张兰霞一边在电脑培训班里学习CAD制图，一边想象着自己未来在山东老家开淘宝店卖小饰品的情形。她是不多的几个能坚持来上每一堂电脑课的打工者。
学习CAD制图之前，她已经学会了标准键盘指法、五笔打字和办公自动化，所有课程都是劳动部门出资、团委组织的免费培训。看着她练习打字时的那股子认真劲儿，你恐怕很难想象，她在企业里的实际工作岗位是“装说明书的”，“没什么技术含量，做久了会很郁闷”。
21岁的甘肃女孩儿张丽君的工作有个冰冷的名字，叫做“电检二”（即二号位电检工，记者注），但她却有一颗主动学习的热心。
她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8点，然后倒班，从晚上8点做到早上8点，有时还要加班3个小时，周六、周日偶尔也会加班。不多的休息时间里，如果你遇到张丽君，她一定在埋头“啃书”。
她报名参加了太仓科高培训中心企业管理专业大专文凭的自学考试。她的同学，甘肃某农校毕业的40余名来太仓打工的“90后”学生中，很多人都报名参加了这类自考。
半年时间，张丽君已经考了4门课程，每门课程考试费320元，“尽量一次过，不浪费钱。”
曾有一名在台资企业工作的老乡上班途中遭遇车祸，大腿骨折，住院了。“这是工伤，可以要求公司赔偿。”20岁的零件组装工朱楠楠有理有据地“指导”工友维权。她心里暗自庆幸，当初自己尽管不情愿，但还是去听了那场法律知识讲座。
那是劳保局办的培训，由团委负责组织人参加。楠楠看在团支部书记跟自己关系不错的份儿上过去“凑个数”，没想到帮工友维权还真用上了新学的知识。
看到老乡从公司人事部负责人手里接过装着赔偿金的小信封，楠楠打心眼里感到骄傲。她继续“晒”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辞职如果不打报告就算‘自离’，不仅拿不到当月工资，连之前交的公积金都拿不到”。
作者：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