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17-10-14
岁月的脚步是那样匆忙，昔日的风景稍纵即逝，但老县中红楼的一些往事却令人至今难忘。
我最早对老县中红楼的记忆是痛楚的。因为此处在文革最为狂热的时候曾关押过所谓的“牛鬼蛇神”、“反革命”，其中有曾在城中教过我的老师。而最让我痛心的则是我的一位发小，在文革中成了学生造反派的骨干，最后在武斗时因自制炸药，酿成事故而命丧于此。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到县中临时代课，曾在红楼当班主任。当时革命传统教育是班会的必修课，而学生们对老套子的忆苦思甜三步曲模式又有厌倦感，于是红楼的历史故事就被整理了出来，让我对它有了新的认识。
太师时期的红楼，是砖混结构的二层建筑，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解放初，因师资紧缺，太师在原有普师、简师基础上，增设初师和速师等，特别是1954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正式恢复省立太仓师范校名，学校又迎来新一轮发展，开始举办在职小学教师、农中教师轮训班等，多达年培训500余人次。在这种情况下，校舍不敷使用，就建了这座红楼。但红楼之名，并非因为简单的外墙砖之红颜色，而是寓意着抗战胜利后红色太师的光荣历史。
当年太师的党组织十分活跃。党员一是和同学们广交朋友，同学习、同活动、同过节。在住宿上党员同志设法每学期换一个宿舍，以滚雪球的方式扩大党的影响。二是以党小组、党支部为核心，团结一批青年积极分子为骨干，开展合法斗争，主要是办刊物。
1947年学校党支部领导下的第一个学生团体——“活知识社”成立后，出版油印小报《活知识》，每期刊登评论、散文、读书心得、写作知识等，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由于比较激进，笔触锐利，出了四期被迫停办。但没有多少时候，又出现了“风沙社”并出版《风沙小集》，与《活知识》报一脉相承。
接着在1948年春，太师党支部又团结了一批同学，成立了第二个学生社团——“朝霞社”，组织学习进步刊物，如《新华日报》、《文汇报》、《铜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同时出版“朝霞”小报，为了强化合法地位，请教务主任题写刊头，木刻成章，盖在小报上。这份八开单张的油印小报，以刊登杂文、诗歌、散文、小小说等形式，不断推出学生习作，宣传进步思想，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是学校党支部利用“朝霞社”举办各种讲座，如请教务主任吴攸之讲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请语文老师苪和师讲怎样写新诗；请美术老师讲怎样雕塑等，还组织各种文体活动，如球类比赛、教唱进步歌曲、教跳民族舞蹈等，不仅深受学生欢迎，也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此外在党的领导下，“朝霞社”还组织考生服务团，一方面为考生服务，欢迎他们报考太师；另一方面让他们一开始就对“朝霞社”产生亲近感，以利今后工作。还渗透到校内的同乡会组织之中，积极争取大多数同学一起进步。
在活动中“朝霞社”不断发展壮大，至1949年春，参加“朝霞社”活动的已达250多人，占全校近500名学生的50。他们还在进步老师的支持下，采取灵活手段，与校内的国民党、三青团进行斗争，争夺群众。解放前夕，又积极组织开展护校活动等。后来“朝霞社”的不少活动骨干先后加入我党，毕业后在各行各业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红楼里讲红楼称谓的来历和往事，学生十分欢迎，既有教育作用，也使红楼中的师生关系更加融洽。
当时文革已进行了多年，但我们插青仍处于迷茫之中，不知今后的路究竟在何方。到县中虽然是临时代课，但境遇毕竟要比在乡下插队好得多；当时县中的领导信任我们，将我们当正式教师使用；而学生对我更是十分配合，让我省了不少心。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慰藉，所以我一直很感激当年的学生，也感激这幢红楼，陪伴我度过了人生中的那段艰难岁月。
时间就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80年代初，当我以正式教师身份再次来到县中时，看到的红楼是一幢四上四下的新楼。那时还没有外地民工一说，就读县中的基本上是本地学生。招生时也有学区，但没有现在的查户口、看房产证、上门调查等步骤，学区内有多少学生，学校就招多少人。
当时县中一般招4个班，但有时生源多，就招6个班。招生多了，缺师资就请代课教师。教室主要是学校自己挖潜，挤出空房甚至专用教室来解决问题。但连续几届扩班后就必须建新楼了，这样在70年代的中后期，新的红楼就诞生了。
也许是因为建在原来红楼的旧址上，但更应该是为了传承原来红楼所体现的革命传统和精神，所以延续了红楼的名称。我又被安排在这幢楼里担任班主任和年级组长。今年教师节前夕我与县中八四届初中4班毕业生聚会时，学生们都激动地回忆起当年在这幢红楼里度过的青葱岁月。
时光流转，到了80年代中期，校办企业如雨后春笋时，这幢红楼又成为县中校办企业的办公场所。县中当年的校办企业有成功的实例，如印刷厂和船舶制冷设备厂等；但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销售黑白电视机被骗，价值数万元的电视机被提走后，对方即杳无音讯，货款当然更是无从谈起。就在教师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我接到通知，让我放下手头工作，到红楼校办厂办公室了解对方诈骗的相关情况，然后与检察官们一起去四川追款。
当时检察院派出了精兵强将，由办案经验丰富的徐副检察长带队，另两位检察官一位姓闻，另一位姓陈，均系转复军人。我们四人持了检察院的办案证明，到上海北站买到了当夜去四川的火车票，于半夜到达绵竹。第二天上午就开始寻找涉案企业，结果发现这是个皮包公司，早已人去楼空。于是通过当地的公安部门，找到了当时的经手人，据交代，他只是拿了一小部分电视机，大部分都被沈某独吞。并交代沈某家在广汉，于是我们马上赶到广汉。
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蹲守，终于抓获了沈某，并追回了几十台黑白电视机和部分现款。最后沈某被太仓人民法院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现在，徐副检察长早已作古，而陈、闻两位检察官还不时会在兴业楼菜场碰到，交谈时大家总会忆起那段和红楼有关的“千里追嫌犯”往事。
一晃到了90年代，我已在局机关工作，但仍不时会到县中公干。那时新红楼也已显陈旧，且因离教学大楼和办公室较远，可以尽情放歌而成为了音乐专用教室，楼上则作了校史室。工作之余，我常会不由自主地到红楼的校史室转转，寻觅当年的那些时光。
转眼又进入了21世纪，随着学校布局调整和一批新校的建起，市一中整体搬迁到了太高原址，但这幢红楼在听取了有关意见建议之后得以保存了下来，成为了老县中、市一中最终没有消失的学校记忆。最近我又特地去看望了它，只见市一中旧址北部是正在发掘的樊村泾元代遗址；而在南部杂草丛生的废墟之中，那幢红楼仍顽强地傲然挺立着，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新、老红楼的往事。
主要参考资料：《太仓教育志》、《太仓革命史资料》。
（编辑介子）
